07/05/2025
報導》少子化的臺灣，為什麼有世界最多的試管多胞胎？社會學者與婦產科醫師談《多胞胎共和國》👶👶👶
你是否也曾看著網路上或綜藝節目裡可愛逗趣的多胞胎寶寶們的照片影片姨母笑?☺️隨著人工生殖科技的發展，現代人孕育多胞胎的機率比從前高出許多，台灣的試管嬰兒多胞胎比率更是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為什麼會如此呢?或許可從台大社會系教授吳嘉苓與婦產科醫師烏恩慈的對談中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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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16日，臺灣第一個試管嬰兒在榮總誕生。產下體重2800公克男嬰的張太太，因結婚多年無法懷孕，於1984年4月參加榮總的試管嬰兒實驗，並在這個有39名婦女參與的計畫中，成為驗孕陽性反應的第一人。就在張太太參與計畫整整一年後，「張小弟」成功呱呱落地，伴隨而來的是長達一週的報導熱潮。
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始於1978年，當時英國媒體稱其為「超級嬰兒」。這項技術解決不孕問題，成為希望的象徵。也是競逐國際科技地位的場域，各國無不希望憑藉成功打造第一個試管嬰兒，證明自己的國家能在「以科技為動力的現代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
台大社會系教授吳嘉苓在新作《多胞胎共和國》中指出，當1982年新加坡宣布亞洲首位試管嬰兒即將問世後，臺灣就有媒體提出「我們顯然落後新加坡」的警示，「試管嬰兒的亞洲排名，儼然成為臺灣科技能力的指標。」
「試管嬰兒技術被譽為國家的驕傲與民族光榮。」吳嘉苓在書中轉述一位醫師對這項技術的意見：「人們對IVF（in vitro fertilization，體外受精）的技術討論很熱烈，認為能達成亞洲第一非常光榮，人工生殖在醫學生之間很熱門。」
儘管張小弟並非亞洲第一個試管嬰兒，但吳嘉苓認為，這位醫師對記憶中熱烈氣氛的描述非常準確。當時，「追求第一」的論述，將IVF從一個可能造成爭議的技術，轉化成充滿光環的新興科技。
「（亞洲第一）這個宣稱，顯示那時候我們真的好想生出試管嬰兒，來證明我們科技很不錯。」4月19日，即「張小弟」40歲生日過後3天，吳嘉苓在《多胞胎共和國》的新書分享會上說，當時的臺灣因為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有一種政治上風雨飄搖的淒涼感。憑著體育表現、經濟發展和科技研發，努力追求「亞洲第一」，在這樣的心態下，試管嬰兒的成功孕產，對臺灣社會而言就是光榮的事。
儘管IVF這樣的新科技為許多難孕夫婦帶來新的希望，但其中隱藏的問題與健康風險，卻少有揭露。為此，吳嘉苓透過百場深度訪談與15年的田野調查，探索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與問題，也記錄受孕母親的經歷、挑戰與掙扎。2023年出版英文專書《Making Multiple Babies》後，吳嘉苓花了不少時間針對中文譯稿進行增修，終於在台灣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滿40年之際推出中文版。
這場新書分享會以「試管嬰兒、國家光榮與醫療競爭：臺灣如何成為多胞胎國度？」為題，簡要地帶出《多胞胎共和國》的問題意識和故事背景——儘管張小弟無法登上「亞洲第一」的位置，但臺灣的每次療程平均的胚胎植入數，確實是世界第一無誤。
吳嘉苓坦言，會做這個研究、寫這本書，源於韓國學者河政玉在2005年時的提問：「為什麼臺灣要植入這麼多胚胎？」
這和試管嬰兒的操作程序有關：卵子在體外受精培養成胚胎後，植入子宮，當胚胎著床，便是成功懷孕。為了增加成功率，臺灣不孕科醫師往往會一次植入複數胚胎。
「如果算出平均數的話，臺灣平均植入4.07個胚胎，是世界最多。」長期投入孕產研究的吳嘉苓原本不知道這件事，經過河政玉這一問，才知臺灣的平均胚胎植入數量遠高於其他國家。「我們常說好想贏韓國，這個時候就贏韓國了，但似乎贏得不太名譽。」
臺灣嬰兒出生率目前居於世界之末，但試管嬰兒多胞胎比率則高於多數國家，這便是植入過多胚胎導致。那麼，多胞胎會有什麼問題呢？
➤多胞胎孕產的風險與挑戰
吳嘉苓表示，多胞胎小孩不僅早產機率很高，也有得到腦性麻痺的可能，甚至曾有醫師在生殖醫學年會的演講中表示：「我們可能創造了幾百個腦麻家庭。」人們或許只看到娛樂節目裡多胞胎寶寶的可愛模樣，卻不知道在他們出生前，父母可能走過非常艱辛的過程，因為，「這個社會報喜不報憂。」
「那要我來報憂嗎？」新書分享會的與談人烏恩慈（烏烏醫師）坦言，自己當婦產科醫師之前，對雙胞胎或龍鳳胎也有浪漫的想像，而且大人「只要生一次就好」。直到當上專科醫師，收治許多高危險妊娠的案例，才意識到多胞胎孕婦的肚子會被撐得多大，絕大多數都得提早住院安胎，而且，早產比例非常高。她因而對不孕症科頗有微詞：「為什麼要植入這麼多胚胎？」
站在產科醫師的角度，烏恩慈難免質疑：「一次植入多個胚胎，若懷上多胞胎，流產和早產機率提高，又很可能要緊急剖腹，為什麼不一次放一個胚胎就好？反正放胚胎不需要打麻醉。」
不孕症科醫師的回應則是，臺灣的媽媽都很焦慮，都想要一次就成功。而且植入胚胎後需要驗孕，次數過多會讓女性患者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挫敗。
「我沒有想過女性要經歷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落空的心情。」烏恩慈發現，胚胎植入數量多少不只是人工生殖的技術，也隱含著女性想成為母親的焦慮，以及懷孕失敗帶來的自責。
烏恩慈明白，必須將每個女性視為一個獨立個體看待，但她認為，人工生殖的問題遠比想像複雜。作為醫師，她認為不能讓「懷多胞胎」僅被視為「好事」，也必須要強調「風險」。
她舉例，有一位罹患子宮內膜癌的個案，為了懷孕，以保留子宮為前提治療後，再植入三個胚胎，胚胎也都順利著床並且長大。但由於這個媽媽體型肥胖又有糖尿病，加上三胞胎早產的機率幾乎是百分百，無論醫師如何勸說減胎，她都不願意，最後，三個孩子都沒有保住。
烏恩慈說她每每想起這件事，都會覺得對不起這個個案，也會懊惱，「對我來說，這就是刻意製造早產，作為高危險妊娠個案的常任醫師，就會一直想你為什麼不減胎？」
烏恩慈自知，這樣的想法是忽略了每個人都有自己對生命的看法。只是，作為婦產科醫師，出於信念，仍得要如此強調——即使可能違背孕婦對腹中胎兒的情感。
烏恩慈誠實地說，對婦產科醫師來說，只能把這些胚胎當成「數字」。她進一步解釋，有時候負責執行減胎手術的醫師，並不是當初植入胚胎的不孕症科醫師，也不是「照超音波」的產科醫師，但執行減胎時，會請婦產科醫師協助，透過超音波選出「距離肚皮位置比較近的」、或是「比較健康」的 。
「站在這個位置上，如果把每個胚胎都當成『寶寶』，我們會很痛苦，好像跟工廠一樣在做篩選。」就算醫師可以自我說服「還沒有出生的就不算生命」，烏恩慈也清楚知道，懷孕的女性是無法這麼想的——這些胚胎都是她的小孩。
➤女性如何認識人工生殖過程與做出抉擇？
身為社會學家，吳嘉苓則認為，減胎沒有這麼簡單。她在講座中表示，很多婦女是不相信減胎手術的，因為其結果可能讓所有胚胎都流產，這對辛苦求子的人來說，是最大的風險，也是最嚴重的代價。
她提到一個懷了三胞胎的個案。這位孕婦曾看到鄰居家的三胞胎身體健康有問題，知道懷三胞胎的風險，因此，懷孕後尋求第二意見。對方雖然也提出警告，說東方人的體型不適合懷多胞胎，會有危險，但是她的家人以及請示神明後的回答，都認為孩子們會跟著她是有道理的。很想要女兒的先生甚至擔心，被減掉的胚胎會是女生，「這樣她到底要怎麼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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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阿潑（文字工作者）
